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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gay都在哪里

重庆同志会所

  北京是“帝都”、上海是“魔都”、西安是“废都”、广州是“妖都”、成都是“gay都”……吗……?

  当人们去形容一种城市文化时,总习惯说它“向来如此”,好证明其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在游人对成都的想象中,“同性恋文化”就像火锅、熊猫、变脸一样,是它地方特色中的一部分,以至于还会有人将“同志酒吧”当做成都的旅游景点。

  但是,怎么可能历史悠久呢?直到1997年,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性行为的“流氓罪”、“罪”才被删除,2001年,中国才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中除名,在此前漫长的时间里,同性恋都跟道德和艾滋病污名联系在一起,即便是在2003年,成都的同志在回忆这一时间的感受仍然是,“没有什么人谈论同性恋”。

  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中除名的第四年,国内对同性恋群体的讨论终于迎来一个小高潮。此前,虽然有同志团体的倡导呼吁,以及少数媒体的报道,但终究只是极少数的声音,大多数人对此都避而不谈——成都当然也不例外。

  2004年12月1日,中国官方首次公开发布《同性恋白皮书》公布同性恋人口占人口总数的4%至6%的比例。对同性恋群体的重视使2005年终于有了些不一样。这一年,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栏目三次报道了中国同性恋人群,从尊重人性的角度展现了同性恋者的生活。同年8月,新华社下属的《环球》杂志封面出现了显著标题:《30000000:中国同性恋之困》,这是第一次对同性恋人群数目给的官方说法。9月,复旦大学宣布对本科生开设“同性恋研究”全校公选课,邀请有关专家和同性恋者一起探讨与同性恋相关的健康、法律和社会事宜。这门课在开设过程中,始终是中国媒体关注的热点线月,“中国同性恋电影专题”在巴西电影节展映。也是在这一年,第一届北京同性恋文化节举行。

  在这种全民讨论的背景之下,同志网站“淡蓝”发起了提名中国gay都的互动讨论,当时提到最多的就是成都、重庆。

  这一提名带有某种暧昧。此前各种半公开的同性恋相关的文化活动,基本上都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和它们比起来,成都算不上出众或特别。但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谈论起成都时,空间和尺度都会放得更宽。“北京-成都”、“异性恋-同性恋”更符合人们对“中心-边缘”的想象,把成都与gay联系在一起毫无违和感。

  媒体同样乐于报道成都的同性恋群体。这其中不仅有关怀,也有地方小报的猎奇。成都的茶馆、浴室、公园都成了他们窥探的场所。成都本地也有走出了柜子坦然接受大众目光的同性恋者,2005年,成都最著名的一对男同性伴侣在相伴20年之后举行了庆祝典礼,一样在媒体上引起了轰动。

  用今天的话说,“同性恋”一词本身就自带话题流量,这样一个称号流传得很快,于是开始有论坛网站煞有其事地介绍“为什么成都gay多”,天气、风景、文化甚至宗教都被当做论据列了进来,“gay都”之称就被明确了下来。

  在这些对成都市的同性恋群体的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魏伟《公开:当代成都“同志”空间的形成和变迁》,这本书在2012年出版,但早在2007年相关研究论文就已经发表,并引起媒体关注。魏伟首先认定,不同于其它地方遮遮掩掩的状态,成都对于同性恋群体来说更加开放包容,他认为这是成都特定的城市文化和风俗所决定的。

  这跟李银河的《同性恋亚文化》有很大的不同,虽然李的研究群体基本上也集中于北京的公园或公厕,但她的重点在于同性恋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而并未做空间上的界定与联系。因此,媒体也从来没有想过,北京的城市特质与同性恋是否有某种关系。

  魏伟的研究从“飘飘”开始,这是对成都本地的男同性恋的称呼,在当地居民的印象中,男同性恋者总是在不同的聚集场所之间飘来飘去,“飘飘”因此得名。

  而成都的特别在于,到茶馆喝茶是这里最重要、最常见的休闲方式。人们在茶馆里面享有相当的自由,且少有干涉。一些同性恋者常去的茶馆,经过口头传播就慢慢有了“飘场”的名声。越来越多的“飘飘”茶客往那几处地方扎堆,同性恋人群的公共空间就在茶馆里面产生了。而在茶馆中,同志所做的“性别的表演”,招摇的言谈举止,不仅是被允许的,甚至是得到鼓励的。在公共空间容许的表达使同性恋有了被大众认可的机会,这使得成都的同性恋能够被看见。

  此外,魏伟还研究了三个本地文化因素对同志友好产生的影响——历史上的文化多元性、本地的宗教以及重视休闲娱乐的都市文化。

  但其实,当时同志社区已经不仅依靠于实体空间,互联网已经有了相当的用户,网络同志组织在数量上已达到一定规模,其分布态势也遍及全国,各省区都有一个或数个区域性代表组织,全国约50家较大同志组织负责人还建立了电子邮件群。尽管与男同志组织相比,女同志组织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分布在北京、上海、成都、云南、新疆访问量达5-6万人的五个大型拉拉网上社区已经形成。

  同志组织的活动内容也从性健康发展到法律权益,从单一的交友平台到多层面文化知识交流。北京的同性恋组织,与不少大学团体进行联络,开办讲座、组织夏令营活动。珠三角地区最大的广同网还将活动视野投入社会领域,2005年该组织就向粤北灾区灾民募捐。

  那时候纸媒还没有如此没落,印刷出来的字不会说没就没。当人们欢欣于互联网的发展给了更多人说话的机会,甚至认为科技终将带来民主时,还没有人会预料到,今天的互联网公司可以在一夜之内封杀上万的账号、删除上万的文章而不需要任何解释,当然也不可能有道歉。

  成都的“gay都”称号得益于互联网的短暂开放包容,线下互动和网络交互共同奠定了这里友好的印象。如果没有2005年同志友好的大环境,我们很难想象,会有人用暧昧但至少正向的态度,为ta喜欢的城市安上“gay都”的名号。但它有时实在没有能力担得起这个称号。

  在同性恋议题依旧敏感的当下,成都从来不会因为它被传说是“gay都”而给予同志群体更多的支持。2017 年,当致力于关注中国 LGBT 人群的公众演讲类分享大会Speak Out即将在成都举办时,它也被要求取消,Speak Out不得不无限期停办。

  这些行动者们也见证过成都的对LGBT的冷漠。除了在世界艾滋病日等媒体机构不得不介入的场合之外,成都的媒体对LGBT的问题往往不那么感兴趣。活动组织者表示,“我们经常邀请他们参加活动,但他们没有反应。”虽然在中国大多数主流媒体都这样的,但在像广州这样的城市,媒体对LGBT主题也更容易接受。

  “gay都”的名声甚至像是一种误导,它掩盖了LGBT群体仍需要争取的权益,使之成为泛娱乐化的谈资。

  就算是同样用空间研究的方法,成都也不见得有什么特别的。HAILIN ZHANG发现,上海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就有了早期的同志公共空间,基本上也是公园和公共厕所这类地方。但当时光顾这里的人仍然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迫,并且经常面临被迫害的危险。

  早期上海的同性恋者聚会的地方通常汉口路附近,被称为“金三角”的位置,这里聚集着大量报社和出版社还有书店,受过良好教育的同性恋者往往青睐于此。

  从九十年代开始,上海的同性恋者有了更商业的地方落脚,比如酒吧、按摩室等。这些地方大多聚集在上海的中心区域,有基础设施、现代化的环境和便捷的交通。这些地方同样会对公众保持低调,常常会淹没在周围其他华丽的商店中,但高消费也隐约塑造着同性恋者高端有品位的模糊印象。

  如果成都可以说是茶馆、宗教、风俗让本地对同性恋更宽容,上海也完全可以说,是酒吧、商业、文化产业让这里的同性恋有了更正面的形象。

  其实如果真的讲中国哪里对同性恋群体最为包容,哪里的同性恋群体更能形成组织,一定是北京、上海这样更为多元的城市。这本身也符合社会学的研究发现——越是多元、开放,社会功能越为完善的城市,越不会过度关注私人生活,也因此对边缘群体更为包容。相反,越是小城市、农村,越依赖于人际关系,就会越关注私人生活。

  2016年,国内最大的“同志”社交软件、拥有2200万用户(主要是男同)的Blued发布的同志白皮书也同样印证这个发现, Blued大数据显示,其用户最多的省市地区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北京、广东、江苏,这些正是位于东部沿海和北上广深都市圈的经济发达地区。

  但我并不是要说,上海或者北京就是“gay都”,这样的说法像是指着唯一没有饿死的那个人说他是富人一样。如果放在世界中看中国城市的友好度,中国哪里还有什么“gay都”。

  2017年,为了庆祝“石墙暴动”48周年,德国网站Nestpick列了100个最受LGBT欢迎的城市,这个排名认为,一个友好的城市必须有充满活力的同性恋约会场所,活泼的夜生活,开放包容的公民和低仇恨犯罪率。在这份排名中,大陆城市上榜的只有两个,分别是排名89的上海和排名100的北京,而香港则排名83。

  上海看起来已经很友好了,这里的同志据点、酒吧、浴室和舞场的数量都呈快速上升趋势,比如frangipani、Eddys、HOME是其中比较知名的几个。但如果同香港和台北比起来,这些远远还不够。

  在台湾,从2003年开始便每年举办同志大游行,2007年的大游行曾吸引超过来自世界各地一万五千人的参加,台北市也于当年被美国同志杂志《OUT》票选为世界上对同志最友善的城市之一。在香港,同性恋人群在积极拓展生活空间的同时努力争取政治上的权利,2010年就已将同性同居者及前同性同居者纳入《家庭暴力条例》的保障范围。

  “gay都”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罢了。人们乐于这样称谓,因为这至少会给人一种——“中国还有同志友好环境”的不真实想象。

  但其实,成都不是gay都,北京不是gay都,上海不是gay都,广州不是gay都,不如我们就彼此坦诚吧,中国根本没有gay都。重庆同志聚地

  直到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仍显示,只有21%的中国人支持同性恋。中国仍有诊所向同性恋者提供“转化疗法”,这在任何国度都应该是精神控制的丑闻,但北京同志中心在2013年进行的一项LGBT群体扭转治疗情况调查显示,在1600多名调查对象中,有十分之一都考虑过寻求扭转治疗。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16年发布的《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18000多名LGBT受访者中,有半数以上都表示他们在学校根本不会公开自己的性别取向,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在工作场合依然深藏在“柜中”。

  负责此次调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吴丽娟表示:“尽管在过去的十年里,社会不断发展进步,但性与性别少数群体在日常生活和媒体眼中,依然深受歧视。”

  2016年又怎样呢?有关LGBTI人群的媒体报道更多地出现在互联网上而不是报纸、收音机或电视上。但是媒体所言通常更多地还是陈腔滥调而少有客观平衡的观点——“通常情况下,媒体描述的男同性恋者具有女性特征,而女同性恋者则具有男性特征”。

  说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吧,2007年《广州日报》发表文章称,七成家长可理解并接受儿女是同性恋。CCTV表示不相信这一调查结果,于是在自己的网站上重新做了调查,调查结果是九成家长可接受,九成受访者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

  但那并不代表当时的中国,因为2007年中国网民总人数只有2.1亿人,其中宽带网民数1.63亿,能够上网本身就意味着处于较高的知识和经济水平。今天支持率更低了,但可能只是因为网民基数变大了呀,今天的网民有9亿呢,说不定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接受同性恋呢。只不过今天的CCTV不会再做这样的调查了。

  多数时候我不能确定,这十年,中国是不是真的在线性前进。今天发生的一切,2005年的人们会想到吗?

  会想到吗?2013年后,不仅没有媒体愿意再站出来连篇累牍,连微博话题也要被封锁掉。会想到吗?同性恋题材影视剧成为明令禁止的内容,从全网下架。会想到吗?任何一个明星要出柜都要面临巨大的“身败名裂”风险。会想到吗?人们还是乐意去同志酒吧看异域风景一样看待同性恋群体。

  2008年,南方周末整理发表了《同性恋中国大事记》,在这份大事记中,我们能看到为了争取平权所踩过的一个又一个脚印,抑或伤痕。

  195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了建国以来第一个明确关于同性恋问题的司法解释。该文对黑龙江高级法院指出:“关于成年人自愿是否犯罪”,尚有待立法解决。

  1981年,《大众医学》发表张明园介绍《红楼梦》中同性恋现象的文章,认为同性恋是奇异的,是否病态还没有定论。

  1982年,世界性学名著《性医学》中文译本出版,书中删除了“同性恋”全章(同时被删去的还有变性欲、换装行为等3章)。有关删去这一章的说明,用的是英文——不懂英文的人读了,根本不知删去了什么。

  1985年,《祝您健康》发表阮芳赋的《同性恋——一个未解之迷》一文,文章认为同性恋不是疾病,但是属于少数,认为对同性恋的歧视是多数人欺负少数人。同年,阮芳赋主编的《性知识手册》出版,这部后来总计发行量上百万册的科普读物,仍将同性恋视为“一种变态”。

  1985年,北京大学心理系主任陈仲庚主持编译的大学心理学教科书《变态心理学》,把同性恋明确列为一种不适宜异性恋生活方式时可以选择的替代生活方式。这部书对学术界有重要影响。

  1986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师赵敏因研究同性恋治疗问题,被公安局6次传讯,理由是他筹备治疗用具时借用了裸体录像带。

  1990年,李银河、王小波等对数十名男性同性恋者进行个案访谈式研究,分别在国内和香港发表了研究报告《他们的世界》。

  1992年初,安徽两名女子同居事件受到公安部宽待。公安部在答复安徽省地方政府的意见上说,我国没有关于同性恋的法律,原则上这类案件可以不受理。公安部的意见被新闻媒体报道为中国同性恋合法化。

  1992年11月22日下午,在北京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举办了“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龙,这是一个专为同性恋男子开设的文化中心。邱仁宗、陈秉中、李银河、王小波等学者和一些记者与会参加。这次活动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称为“石破天惊”。

  1992年,北京爱知行动项目建立,编辑《爱知简报》,在男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中开展预防艾滋病和安全性教育工作。

  1993年2月14日,“男人的世界”沙龙在北京西单海马歌厅举办情人节特别活动,载歌载舞,迎来了中国同性恋的公开化。警方表示,同性恋没有法律界定,只要不影响他人,警方一般不予干涉。

  1周后,海马歌厅经理徐先生因为提供场地,被主管单位开除。1993年5月10日,卫生部党组勒令停止“男人的世界”活动,批评陈秉中和万延海等人署名的文章“鼓吹同性恋、鼓吹人权、同情妓女”。

  1993年8月10日,陈秉中被卫生部要求退休,当月的《中国健康教育》杂志停刊。

  1994年,学者张北川出版了《同性爱》一书。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讨论同性恋问题的学术著作,通过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分析,阐释了人类史的发展是朝着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拥有平等权力的方向进步的。

  1994年到1995年,海外媒体大量报道内地同性恋者的情况。一个叫做“中国彩虹”的北京同性恋组织1995年6月向海外媒体发布同性恋解放公开信,重庆主持人王童是同志,引起海外关注。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前后,北京男女同性恋者开始酒吧聚会,同性恋酒吧开始出现。

  1995年,中国文化名人、作家萧乾在文汇报(上海版、香港版)发表了对《同性爱》的书评《一个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指出中国对同性恋问题的认识在进步,这种进步标志中国在现代化方面正做出努力。

  1995年,社会学家刘达临的《中国当代性文化》(精华本)出版,该书强调了中国有一个人口基数庞大的同性爱人群。同年,潘绥铭的《中国性现状》出版。潘绥铭对四大城市180余位男同性爱者的调查发现,中国存在着艾滋病在这一人群中大流行的风险。

  1996年12月,香港同性恋组织召集全球华人“同志”大会,内地同性恋代表到会。

  1997年,北京同性恋志愿者自发开办了一条专为同性恋者提供心理健康和艾滋病干预服务的热线年,中国新刑法颁布,删除了数十年间常常被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性行为的“流氓罪”、“罪”,从而实现了现实中的同性爱非刑事化。这一跨越,完成了一些发达国家历经数十年走过的艰难路程。按照中国现在实施的刑法,成年同性间双方自愿的私下性行为不属于法律干预范畴。

  1997年秋至1998年初,精神医学专业刊物《精神卫生通讯》就同性恋问题进行了大讨论。有关同性恋道德化、医学化和非道德化、非医学化的不同观点进行了论战。讨论以张北川的长文作为总结,强调了同性恋非道德化、非医学化是当代科学的结论,并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

  1998年,社会学家李银河的《同性恋亚文化》出版。这部25万字的著作综合了国内外学界的调查和多种科研结论,并指出中国同性恋者人口数量为3600-4800万。

  1998年8月,全国男女同性恋者积极分子在北京秘密聚会,商讨“同志”工作。当年10月,全国女性同性恋者在北京公开聚会。

  1999年2月,《同性恋在中国》作者方刚受到起诉。方刚和出版人在法庭辩护中均强调,同性恋性取向并非道德问题和疾病。二审判决中,法庭取消了同性恋是性变态的说法,判决书摒弃了把同性恋道德化的说辞。这标志着从法律上对同性恋进行道德化的历史时代的终结。1999年底,主要面向同性爱人群的健康教育项目“朋友”得到了来自科学界的强力支持。包括我国艾滋病防控界首席科学家、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委员会、卫生部艾滋病中心有关负责人等在内的多学科学者和官员,明确表态支持《朋友》项目的开展。

  1999年,上海一对女同性恋者公开举行民俗婚礼,并得到家庭祝福。在因特网上,出现了数10个同性恋者自己创办的中文网站。目前,中国越来越多的大中城市出现了同性恋酒吧、迪厅。

  2000年4月,公安部在一批示中指出:“选择性别是公民的个人权利。重庆同志会所有老外服务,”这是将被记录在中国性学史的重要事件。它标志着在“变性”这一重大问题上,我国与当代最先进的科学文化的多方位接轨。虽然它仅涉及变性者,与同性恋也有重大“瓜葛”。

  2001年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即将出版发行,在新版诊断标准中对同性恋的定义非常详细,同性恋的性活动并非一定是心理异常。由此,同性恋不再被统划为病态。2001年,湖南卫视《有话好说》栏目播出“走近同性恋”节目,这是中国电视媒体首次关注同性恋。

  2004年,中国卫生部首次向世界公布有关中国男性同性恋人数及艾滋病感染的数据。

  2005年,第一届同性恋大学生夏令营在北京举行。同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播出同性恋与AIDS预防专题节目“以生命的名义”。 复旦大学开设本科生公选课“同性恋研究”。当年11月—12月,“中国同性恋电影专题”在巴西电影节展映。

  2006年“两会”期间,社会学家李银河再次发起提案,呼吁同性婚姻合法化,引起了广泛关注。

  2007年8月,演员孙海英公开斥责同性恋为犯罪,引发一片争议,同性恋人士崔子恩以及社会学家李银河等,均驳斥其愚昧无知。

  没有一个人会是孤岛。如果有一种“天赋人权”被无缘无故地剥夺,那么其它的权利也不能保证幸免。

  [1]魏伟.公开:当代成都“同志”空间的形成和变迁[M]. 上海三联书店,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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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重庆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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